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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營壘的內斗:中共九大政治報告風波

頭條 | 2014-03-31 15:57:00 | 作者:水煮百年網 | 編輯:陳貳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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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換得一個“接班人”的空頭街。林彪既不滿這種狀況,對文革運動也沒有曠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認為今后還是要抓國家的經濟建設。這個想法正好和周恩來不謀而合,卻與毛的想法相左,由此釀成一場風波。
  
同周恩來相比,林彪是中共政治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另一類人物,甚至可以說是一個異數,他不但打仗精明,曾為打下紅色江山立下大功,而且在政治上也工于心計,對毛澤東為人的揣摩入木三分。建國伊始,林彪就有意不問政事,推說有病,婉拒了毛要其掛帥出征抗美援朝的打算,被發了“轉業費”。當時,林彪曾一度動過到偏遠省份當個地方官的念頭,隨后發生的高饒事件,林彪險些卷進去,更是讓他深感政治上的兇險和毛澤東的翻覆無常。此后,林彪索性托病不出,閉門索居,韜光養晦,一再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盡量避開政治旋渦以自保待時。
  
然而,林彪的命運注定是要被卷入政治漩渦之中的。他的韜晦之術自然瞞不過經驗老到的毛澤東。作為多年來精心培養,一手扶植起來的心腹愛將,毛當然不會讓林彪超然政治,獨善其身,為此曾在私下里敲打過林彪,讓他克服身上的“暮氣”。在毛的政治盤算中,林彪這顆棋子遲早是要派上用場的,不過當時主要還是針對彭德懷的。
  
還在廬山會議之前,林彪就被毛提名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進入中央領導核心。這樣一來,林彪這個軍中"老三"在黨內的地位一躍而超過彭德懷。毛此舉的用心,多被世人所忽略。實際上,毛這時已經在暗中打彭德懷的主意,企圖用林彪來挾制乃至取代彭。彭本人當時也有所覺察,曾主動提出辭職,被挽留下來。可惜彭大將軍去意不堅,否則當時激流勇退的話,或許是會逃過廬山一劫的。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期,一直在韜光養晦的林彪有意托病不去,在一旁靜觀,會議中間,他被毛澤東緊急召上山來,參加批彭斗爭。蟄伏多年的林彪在審時度勢后,對毛投桃報李,在批門彭德懷時扮演了要角,口稱“援兵”,對彭大張撻伐,刀刀見血,指彭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稱:“在中國,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林彪的表現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會后,在毛的安排下,林彪從隱居走上前臺,接替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在看出當時黨內已經形成“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臺”的形勢后,林彪為了保權固位,帶頭大捧毛澤東,用他自己的話說是采取“堅決的左傾高姿態”,刻意迎合毛,投其所好,搞起了狂熱的造神運動。
  
其實,林彪內心深處對毛澤東的揣摩和批判遠遠超過彭德懷、劉少奇等黨內高層中的其他人。他曾在一本辭典中“個人崇拜”的條目旁寫道:“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此外,還有像諸如“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之類研究心得。林彪并在私下里指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是“憑幻想胡來”,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書是正確的,就是“急了點”:而反修斗爭則是“罵絕了,做絕了,絕則錯”。林彪這種私下里對毛的貶斥,甚至讓他涉世末深的愛女林豆豆在震驚之余,心情灰暗,以至萌發了輕生的念頭,自殺未遂。
  
在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最初并不十分積極,不過因為已經上了毛的這條船,身不由己而愈陷愈深。比如,在為發動文革造輿論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問題上,林彪的態度開始很冷淡,與奉毛之命專程趕來動員的江青“差點打起來”。據林豆豆回憶說,談話中,江青請林彪多關心一下文藝工作,林彪表示:“我不懂。”江青在不得已之下,只好搬出毛,說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不是她要搞的,而是“土宿讓我請尊神”,林彪又推說:“我身體不好。”結果雙方不歡而散。

后來,林彪看在毛澤東的面子上,還是敷衍了江青一下,讓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出來應付江青,在上海召開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而他本人則始終沒有露面。后來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黨轉發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其實是出自毛本人的手筆。他親自修改了三遍,作了大段增刪,并在標題上做了手腳,把原來的《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個宇。這樣一來,不僅在政治上名正言順,而且也趁勢把林彪拉下了水。

按照毛澤東的安排,林彪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扮演了主角,大捧毛澤東,唱政變經,為文革的發動造輿論。不料,這竟引起了毛的疑心和不安,在給江青的私房信中說了一大篇“黑話”,反指林彪“為了打鬼,借助鍾馗”,讓林彪碰了一鼻子灰,里外不是人,心里老大不高興。所以在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時,林彪有意告假,躲在大連療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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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決定由林彪取代劉少奇作為接班人。對此,林彪一度表現得誠惶誠恐,推辭再三,乃至正式寫了書面報告。平心而論,林彪的這種心情并非全是在做戲,而是因為他深知毛為人生性猜忌和翻覆無常的緣故,伴君如伴虎,弄不好結局會很慘,劉少奇就是前車之鑒。就在這前后,他曾在私下里對林豆豆說過“劉少奇、鄧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劉沒有道理”。所以,當毛準備讓林彪接班的趨勢日益明顯時,林彪并不大想“騎上去”,把他自己放在毛身邊的爐火上烤,為此,林彪一開始并沒有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而是有意請了假,在大連療養。會議進行過程中,毛澤東決心換馬,指派汪東興前去傳他的話,讓林彪一定要出席,并讓周恩來安排專機接他,林彪守勉強回來的。他一回到北京,就立刻被接到人大會堂,毛親自登門看望,做他的工作。據林彪未過門的兒媳婦張寧在自傳上說,林彪回京后,"毫無喜氣",見到毛時,連連作揖,托稱身體有病,不愿意當接班人。
  
對此,毛澤東很不高興,本來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林彪卻不顧大局,打起退堂鼓來。斥此,毛當面批了林彪,指他“想當明世宗(即明朝嘉靖皇帝,虔信道教,不問政事——作者注)”。毛還用激將的辦法將他的軍,說:“你不想介入運動是假的!”弄得林彪有口難辯。
  
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只好從命,內心惶恐更甚于受寵若驚。這一點,從林彪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講話中也可看出,他幾次表示:最近我的心情很沉重,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夠,意料是要出錯誤的,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林彪既然做了接班人,就不能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搖旗肋戰。他一登臺就不同凡響,在全會期間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談話中,表態堅決支持開展文革運動,直稱“要弄得翻天覆地,轟轟烈烈,大風大浪,大攪大鬧,這半年就要鬧得資產階級睡不好覺,無產階級也睡不好覺”。并在十一中全會后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大講開展文革的必要性,強調要“以主席為軸心,我們做晤盤”,“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還提出:“這次就是要罷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
  
不過,林彪很快就發現自己所謂“接班人”的頭銜只是個虛位,在毛澤東重返第一線、獨攬大權的情況下,并不像劉少奇在位時那樣握有實權,甚至連周恩來還不如。因為在新的黨內權力格局中,決斷權在毛,執行權在周,而他不過是一個性架牛的擺設。
  
更令林彪不快的是,他捧毛賣力不討好。毛澤東對他在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捧他的講話抓住不放,不僅在私下里把看法露給江青,白紙黑宇,落下把柄,而且專門指派周恩來前來轉告,還在黨內高層中傳閱,弄得不少人都知道。這讓林彪著實領教了毛為人的難以伺候,同時看出所謂文化大革命,完全是毛和江青兩人合開的夫妻店,他雖然貴為“副統帥”,但那只是毛“為了打鬼,借助鐘馗”。
  
平心而論,這里不全是林彪的多心。實際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決策,林彪都被蒙住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致林彪對毛的意圖不甚了了,不知文革運動怎么搞法。見各級領導人像走馬燈似的垮臺,而作為“副統帥”的林彪卻對運動的前景茫然撫店,處境著實難堪。再加上林彪本人的身體也不好,毛澤東大肆接見紅衛兵的舉動,實在讓他吃不消,但不陪又不行,有時到了難以支持的程度,有一次甚至從金水橋下走不回來。在這種情況下,林彪實在不大想干這種名為“接班人”,實際上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曾幾次向身邊的工作人員流露過這種想法。
  
不過,林彪這時已經是身不由己,騎虎難下。他對這種狀況雖然很不滿意,但也不便表示什么。他的對策是索性順水推舟,繼續稱病不出,當甩手的二掌柜,對運動中的大小事情能推就推,能躲就躲,從不主動表態。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大事不麻煩,小事不干擾”。葉群則把它總結為“三不主義”,即“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這樣既免遭毛澤東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脫,在政治上不負責任。
  
不僅如此,深知毛澤東為人猜忌的林彪還多次出面制止下面吹捧他的舉動,反對諸如“副統帥”、“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一類提法,乃至鄭重其事地寫信給周恩來和中央文革,聲明:“今后一切演出、一切會議、一切文件、一切報刊以及其他各種宣傳形式都應突出毛主席,不要把我和毛主席并提。”

與此同時,林彪又煞費苦心地營造自己在政治上“緊跟”毛澤東的形象,以掩飾他在政治上的消極態度,所謂“言不離主席”、“手不離語錄”、“突出主席”、“主席劃圓我劃圈”等等,都是在這種情況下。葉群為林辦工作人員立下的規矩,要求“隨時提醒首長”,幫助把關,就連在公開場合露面的時間也有嚴格的規定,要求既不能搶在毛之前,也不能落在毛之后。
  
稍后,葉群又要求林辦的秘書在批送文件時,更進一步把原來對毛澤東所用的“請”和“送”等字,一律改為“呈”字,對此,葉群曾說得很明白:“首長所處的身份,寫‘請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點想與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寫‘呈主席’,就不犯嫌了。”
  
當然,林彪并不甘心聽任毛澤東的擺布,做一個有名無實的接班人。他深知政治上是講究實力的,而且看準了正在進行的文革運動正是一次可以渾水摸魚,擴展自己實力的好機會。于是,他除了在政治上作出“緊跟”的姿態,配合毛斗倒劉少奇以外,用很大的精力來經營,擴充個人在黨內軍中的勢力。林彪本來在軍隊就有一個小圈圈,即所謂“雙一”(即紅一方面軍和紅一軍團——作者注)的老部下,文革中又打著“在組織上全向調整”的旗號,排除異己,招兵買馬,拉起自己的隊伍。

為此,林彪曾向自己的親信交底說:“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批,拉過來一批,保護一批。擁護你的人要保,反對你的人要打倒,中間的人拉過來。”林彪本人就采用這種手法,利用當時北京“五一三”事件后軍內兩大派斗爭的形勢,一打一拉,砸爛“總政閻王殿”,壓垮了“沖派”,很快便控制了軍中的局面:不僅所謂“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稱雄于北京街頭,而且扶植起直接聽命于他本人的以總參謀長黃永勝(林彪先是想用楊成武,后發現他有異心,遂換馬——作者注)、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海軍第一政委李作鵬、總后勤部長邱會作為嫡系的宗派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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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在軍中拉幫結派的搞法,當然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毛對此自然不大高興,但為了在政治上拉住林彪而不得不暫時采取了容忍的態度。同時,鑒于當時軍隊已成為防止局勢失控的中堅力量,于是毛有意讓軍隊在政治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通過“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來穩住北京的政局,進而穩定全軍。然后通過軍隊的穩定,來穩定全國。在這種情況下,毛對林彪拉幫結伙,擴充勢力的種種作法也就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在趁亂打劫這一點上,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彼此心照不宣,互相利用。比如,江青為了報私仇,讓葉群去整周恩來的干女兒孫維世,說:“現在趁亂的時候,你給我去抓了這個仇人,我也替你去抓人。”江青還通過葉群派出軍人冒充紅衛兵去上海查抄趙丹等五位文化名人的家,以便銷毀她當年在上海當三流演員時落在他人手中的信件、照片等。林彪則先是請江青出面保吳法憲、邱會作等手下幾員大將,后來又為了整掉楊成武,策動江青去說服當時對楊頗有好感的毛澤東,同意把他拿下來。事成之后,林彪對江青投桃報李,在宣布打倒楊成武等人的大會上,帶頭吹捧江青,稱她“是我們黨內的女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們黨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并拍板決定把江青的行政級別一下子從九級提升到五級。
  
應該說,一九六八年三月發生的“楊、余、傅事件”,是林彪、江青兩大勢力文革中在政治上最后一次大的合作。在此之前,雙方雖然也有某些齟齬,但主要還是以合作為主。在此之后,盡管仍然維持表面上的團結,但吏鄉的則是暗中的鉤心斗角,爾虞我詐。特別是當共同的政敵已經被收拾殆盡,雙方大體上平分天下以后,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原本并不牢靠的政治聯盟隨即出現了裂痕。還沒有開九大,江青就和林彪的頭號親信黃永勝撕破了臉,在“無產階級司令部”內部鬧出了一場不小的風波。
  
黃永勝是林彪的老部下,原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楊、余、傅事件”后,被林彪視點進京,接任總參謀長并兼任軍委辦事組組長。毛澤東最初也很器重他,得知黃參加過秋收起義后,更是對他寵信有加,把黃視為自己的親兵,九大時曾有意讓他進入常委。所以,黃一度在政治上紅得發紫,鋒頭超過江青。這讓文革女老板江青心里很不是滋味。
  
于是,黃永勝上任伊始,就被江青找碴兒來了個下馬威,整得灰頭土臉。起因是原來軍委辦事組在寫關于軍隊調動的請示報告時,要列上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以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一大堆名字。這樣傳閱起來很費時間,容易誤事。后來軍委辦事組請示了毛之后,有關軍隊調動這類事情就不再報送中央文革了。
  
江青對此大為不滿,認為這是黃永勝目無中央文革,在搞“獨立王國”。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間的一次中央文革碰頭會上,江青大發雷霆,指著黃永勝的鼻子破口大罵,說軍委辦事組搞“軍黨論”,是“獨立王國”,無組織無紀律,目無中央,對它封鎖消息,宣稱:“老娘就是中央。”并且以中央文革女老板的身份宣布黃永勝、吳法憲停止參加文革碰頭會,清理思想,還取消了原定由黃率代表團出訪阿爾巴尼亞的安排。
  
江青之所以這樣跟黃永勝過不去,倒并不全是因為黃在政治上的風頭超過了她,有很大程度上是沖著林彪而來的,其中緣由一直可以追溯到在“大鬧懷仁堂”之前,林彪斥罵江青的那一場戲。為此,江青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氣,但又對林彪奈何不得,于是遷怒于人。再加上當時黃永勝也在軍委常委碰頭會上放了炮,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江青,后來在反擊“二月逆流”時,江青非要他作檢討。黃永勝在請示林彪后,始終頂住沒有理睬。江青對此一直耿耿于懷。這次,黃永勝進京是林彪親自點的將,又因參加過秋收暴動而獲得毛澤東的賞識,所以不大買江青的賬,沒有上門燒香拜佛。這樣,就更加冒犯了江青,于是老賬新賬一起算。
  
這場“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窩里斗,迫使一直在忙于收拾文革亂局的周恩來不得不放下手頭上的事情,設法調解雙方的矛盾。從周的本心來說,實在不愿意卷入這場糾紛之中。雙方各有靠山,哪一邊也得罪不起。不過,他知道這種“將相不和”的局面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演成另一場你死我活的黨內斗爭,政治上將無太平之日,他收拾文革亂局的努力也將前功盡棄。
  
于是,周恩來施展自己善于調和矛盾的本事,出來充當和事佬,進行勸解,把雙方往一起撮合。這件事很顯然是江青在無理取鬧,不過鑒于她的特殊身份和一觸即跳的為人,除了毛澤東以外,別人根本碰不得,所以當江青對黃永勝大發雌威時,周明知事情的原委,當場也不吭聲,而是在事后向毛作了匯報。毛聽后表態說:不要理她,讓黃照樣當團長,率團出訪。
  
有了毛澤東的表態,周恩來心里有了底,于是帶著黃永勝、吳法憲,葉群到釣魚臺登門拜訪江青。行前,他再三叮囑黃、吳二人要忍耐,不管江青講什么,你們都不能當面頂撞,要講團結。到了好一會兒,江青才從樓上姍姍下來,站在樓梯上就挖苦黃、吳,劈頭蓋臉地罵起來,說:你們帶著紅五星,兩面紅旗(指帽徽、領章——作者注),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紅五星是老娘我給你們爭來的!狠狠地把黃、吳訓了一頓。在場的康生、姚文元則在一旁幫腔。
  
黃永勝、吳法憲等人則按照周恩來事先的囑咐,老老實實地聽著江青的訓話,一聲不吭。等江青發泄完以后,周趁勢出來解圍,打圓場,故意問黃永勝:“什么時候動身啊?”并宣布從明天起恢復黃、吳兩人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
  
大概是毛澤東覺得江青鬧得太不像話,如果不下來管一管的話,縱使別人不說什么,自己也不免落下縱容宅差撒潑的名聲,于是又傳下話來,由周恩來主持開會,讓江青為此事作檢討。為了防止再生枝節,會前,一心想把雙方往一起撮合的周氏又再三向黃永勝、吳法憲等人打招呼,說:“無論江青今天講好講壞,你們都不要說話。”會上,在江青作檢討時,他又特意用眼睛盯著黃、吳二人,防止他們放炮走火。

周恩來這種明顯“拉偏架”的作法,自然引起非議。汪東興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評周對江青太遷就,提出“希望中央常委對江青要多加教育,不要縱容江青”。周明知這是在轉述毛澤東對他的批評,但他既不為自己辯解,也不當真照辦。因為以他多年來相處的經驗來看,他實在太了解毛與江青這對政治夫妻之間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的關系了,所以對毛的話不能太認真,否則就會自討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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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風波雖然在周恩來的調解下總算平息下來,但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的問題上,林彪和江青兩個集團再度發生齟齬。這回雙方出場的是各自的秀才陳伯達與張春橋、姚文元,圍繞九大報告的基調,互相爭鋒攻訐,彼此結下了很深的怨恨。
  
一九六九年一、二月間,毛澤東提議中共九大的政治報告由林彪來作。在由誰來執筆的問題上,張春橋自告奮勇,提出由上海來承擔,起草九大報告。自認為是黨內頭號筆桿子的陳伯達不愿意被張一人搶了風頭,要求毛交給他來寫。而林彪也不想讓中央文革擺布,遂準備自己動手,先寫個提綱,等講完后再整理成文,為此還組織了一個班子,由秘書、老婆、兒子參加。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大概是想在陳伯達和張春橋兩個秀才之間擺平關系,于是提出林彪自己寫“太累了”,指定由陳伯達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參加,三人共同起草九大報告。
  
陳伯達本來是屬于釣魚臺營壘的,雖然名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但實際上卻是江青的傀儡。為此,他曾多次自稱自己是個“劉盆子”。陳在文革小組的日子很不好過,江青經常當眾揶榆、訓斥、羞辱他,指陳是“曉儒”和武昌起義時從床下拖出來的“黎元洪”,罵他政治上“不成器”。
  
為此,陳伯達曾幾次被逼得想自殺。在中央文革的圈子里,陳十分孤立,除了江青以外,康生也看不起他,當眾譏笑他是“烏籠院”的院長,就連張春橋、姚文元這些“小字輩”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倚仗著江青,“騎在他的頭上拉屎拉尿”。
  
在這種情況下,陳伯達不得不轉向林彪,尋找靠山。而林彪為了挖江青的墻角,也有意拉他一把,通過葉群利用福建同鄉的關系,對陳進行安撫籠絡,而且還親自出面替他講話撐腰,說:“陳伯達是好人,一個書生掌握這么大的局面不容易。”處于困境中的陳伯達對此感激涕零,因而在政治上逐漸倒向林彪一邊,成為毛家灣的座上賓。
  
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后,撇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個人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在發動文革的問題上,林彪本來就是被毛澤東拉下水的,因此對文革運動并沒有曠日持久搞下去的想法,特別是當他的權位日益鞏固之后,更想見好就收。而林彪起初也真以為毛澤東相信他,放手讓他起草,便認真搞起來。
  
實際上,林彪內心深處的想法與毛澤東并不相同,認為文革運動過去之后,今后還是要講國家的經濟建設,要搞民富國強,主張報告可從人民、國家的角度去講。這個想法正好和周恩來不謀而合,陳伯達為此曾私下征求過周的意見,周表示支持,這樣一來,林彪更加受到鼓舞,因為他知道自己對經濟是外行,抓經濟工作還是要靠周來做。
  
根據林彪的這一思想,陳伯達擬定了題為《為把我國建設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的九大政治報告大綱。大概是由于陳已經上了年紀,精力不濟,或是既想體現林彪的想法,又惟恐觸犯了毛澤東的忌諱而頗費躊躇,總之起草工作進展緩慢,遲遲交不了稿,一拖再拖。在毛的一再催促下,陳伯達才在三月初勉強交出了原定十個部分中的三個部分。
  
誰知,陳伯達的稿子一拿出來,便在毛澤東主持的討論會上,遭到江青、康生、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群起而攻之,說這是鼓吹“唯生產力論”的報告。毛也對陳交出的稿子很不滿意,認為沒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來,對經濟方面講的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夠,而且對陳拖拖拉拉,耽誤了九大的召開,感到十分惱火。在這種情況下,毛否定了陳伯達的稿子,決定由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三人另起爐灶,再寫一個比較比較。林彪、周恩來見毛表了態,都不再吭聲。
  
善于察言觀色的康生已經看出林彪對毛澤東否定陳伯達的稿子老大不高興,不愿夾在毛、林之間左右為難,于是索性把執筆起草九大報告的事情推給了張春橋。陳伯達見毛賞識張,把自己撇在一邊,更是憋了一肚子氣。接下來,在討論張春橋起草的稿子時,陳跳出來反唇相譏,說:“還是要發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運動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沒想到這一下戳到了毛澤東的痛處。毛大為惱怒,狠狠批了陳伯達一頓,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否定了你的報告,你陳伯達不到半個月就反攻了。帝國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馬列主義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你陳伯達的本性也是不會改變的!”
  
更令毛澤東感到不快的是,他已經從江青那里得知陳伯達老往林彪那里跑,認為陳老病復發,又在政治上搞投機,見自己老邁年高,便改換門庭,往林彪那邊靠。于是,毛又把歷史老賬翻出來,指桑罵槐,批陳伯達一貫在他和劉少奇之間搞投機,“腳踏兩只船”。最后,毛澤東表示張春橋的稿子“大體可用”,而把陳伯達的稿子退了回去。不僅如此,毛甚于還動了在九大人事安排中把陳排出常委的念頭。大半輩子為毛起草文稿的陳伯達見毛原封不動地退回自己的稿子,連看都沒看,不禁傷心地大哭了一場,以后更加倒向林彪。
  
林彪是個乖覺的人,當然能聽出毛澤東發這頓無明之火的弦外之音,心里雖然不高興,但由于毛已經明確表態,便不再說話了。不過,他從此記恨上張春橋,多次在私下表示:“張、姚是無名小卒,不知是那里冒出來的小記者,他們寫什么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而且說到做到,林彪一直到九大登臺作報告之前,對張、姚所寫的稿子甚至連一遍也沒有看過。
  
在中共九大期間,林彪、江青兩個集團之間的明爭暗斗變本加厲,雙方明里一團火,暗中使絆,互相拆臺,算計對方。先是江青一干人抓住林彪把九大政治報告念得“結結巴巴”一事,紛紛在文革碰頭會上提意見,讓林彪下不了臺,林彪對此惱火之極,一定要對江青一干人還以顏色。后來在印發九大政治報告時,張春橋提出請林彪親筆簽名,說這樣效果會更好些。林彪一口回絕,有意讓他碰了一鼻子灰。
  
不僅如此,林彪還布置他的親信在九屆一中全會選舉政治局委員的過程中做了手腳,搞私下串連,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三個人的選票壓了下來。這讓“文革旗手”江青當眾出丑,面子上十分難堪。后來江青在康生的幫助下暗中查選票,雖說一時抓不到對手什么把柄,不過她很清楚是誰在背后搗的鬼,一定要報這一箭之仇。
  
江青由此對林彪、葉群二人戒心大起,疑神疑鬼,處處提防。先是懷疑他們在她釣魚臺的住地安裝了竊聽器,在翻騰了一個夠后,索性搬了家。隨后又交代秘書把和毛家灣之間來往的文件和電話記錄統統保存下來,說:“葉群這個人怪點子很多,我和她打交道不得下多長幾個心眼,弄不好就被她抬繞進去了。”這以后,林、江兩人集團之間的成見日深,雙方都不掩飾對對方的戒備和輕蔑,張春橋公開譏諷黃永勝是個“大老粗”,什么也不懂;黃則指張不過是個“小記者”,“小毛猴子”罷了。隨著林、江雙方的鉤心斗角愈演愈烈,毛澤東投入全部政治資本而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也開始露出敗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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