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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煮日報:胡適說陳獨秀嫖娼被開除,從而改變中國

自由談 | 2016-11-15 14:31:00 | 作者:水煮百年網 | 編輯:lastVa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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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代宗師》的廣州妓院劇照

歷史上的舊北京八大胡同名妓合影。

1.1919年初,北京報紙刊登消息,稱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在嫖娼時與人爭風吃醋。這就是轟動一時的陳獨秀嫖娼事件。當時名流出入妓館,乃合法行為;陳獨秀本人相當狂放不羈,甚至公開撰有奇文《乳賦》。有人甚至說,湯爾和力主北大開除陳獨秀,導致其日趨左傾,終于南下上海,成為中共的建立者。 “1919年3月26日夜,是北大決定陳獨秀去留的一次會議,湯爾和‘力言其私德太壞’,但‘蔡先生頗不愿于那時去獨秀’。最后結果,還是湯爾和等人的意見占上風,蔡元培忍痛割愛。” 


2.湯而和曾在給胡適的信中描述那天晚上的會議,說得也模棱兩可,“發何議論,全不省記。惟當時所以反對某君(指陳獨秀)之理由,以其與北大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一時爭傳其事,以為此種行為如何作大學師表,至如何說法,則完全忘卻矣。”,湯爾和卻是力主開除陳獨秀的中堅人物,這會議的結果他自己也未曾預料。 唐寶林、陳茂生編著的《陳獨秀年譜》也說得很簡略,“開始,蔡頗不愿撤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湯則以所傳陳嫖妓之流言,猛烈攻擊陳‘私德太壞’。蔡因是‘進德會’的倡導者,遂為湯議所動,決定撤陳。” 


3.蔡元培并沒有作出開除陳獨秀的決定,而僅僅是通過改組北大“學長制”為“教務長制”的方式,體面地免去了陳獨秀的北大文科學長職務。北大評議會(包括陳獨秀)已決定在暑假后進行學制改革,取消文科學長和理科學長,改設教務長。 陳獨秀結怨頗多。據當時在北大教哲學的梁漱溟回憶,“陳這個人平時細行不檢,說話不講方式,直來直去,很不客氣,經常得罪人,因而不少人怕他,乃至討厭他,校內外都有反對他的人。” 

陳獨秀任內推行的廢止年功加俸、每年更換聘約、不允許發放講義等改革措施,嚴重得罪了一批教師。北大理科學長夏元瑮與陳獨秀同時身陷嫖娼門,辜鴻銘、劉半農、鄧之誠納妾,但沒有人找他們麻煩。但其實是到“五四”運動前后,陳明顯地轉向共產主義。

4.1919年6月11日,陳因散發傳單宣傳“過激主義”,被政府逮捕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9月18日下午,他去看望了剛剛出獄的陳獨秀。周回溯說:“在這之前,北京御用報紙經常攻擊仲甫,以彼不謹細行,常作狹斜之游,故報上記載時加渲染,說某日因爭風抓傷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輿論,因北大那時有進德會不嫖不賭不娶妾之禁約也。至此遂以違警見捕,本來學校方面也可以不加理睬。但其時蔡校長已經出走,校內評議會多半是‘正人君子’之流,所以任憑陳氏之辭職,于是拔去了眼中釘,反動派乃大慶勝利了。”


1922-1923年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的中國北大留學生與蔡元培(前排中)合影。

5.胡適的見解
胡適對于陳獨秀的作為,以及他是否應該受到被開除的懲罰,卻另有不同的解讀。用胡適的話來說是:“我并不主張大學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張政治領袖不妨嫖妓;我覺得一切社會上有領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謂‘公人’……都應該注意他們自己的行為……但我也不贊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為來做攻擊他的武器。胡適一直認為湯爾和利用讒言趕走陳獨秀。

1936年1月2日,胡適還憤憤然的給當初力主開除陳的湯爾和寫信,“獨秀因此離開北大,以后中共的創立及后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的變弱,皆起于此晚之會。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編者著:陶孟和)的影響,故不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后,漸漸脫離自由主義的立場,就更左傾了。此夜之會……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后來十余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此會之重要,也許不是這十六年的短歷史所能定論。”


6.因何離開
直到1919年6月11日,他在游樂場派發左翼傳單——《北京市民宣言》,被當局趁機拘捕,陳獨秀不得已離開北大。這個時候的陳獨秀的聲譽沒有因嫖妓事件受損,卻得到了輿論和報紙上紛紛稱贊,陳獨秀得到了許多這類頭銜,比“一個最干凈的健將”、“我們的光明”、“救濟人類的福星”、“思想界的明星”。

但在那年的4月11日,湯爾和在日記中記錄回寓“途中遇陳仲甫(陳獨秀),面色灰敗,自北而南,以怒目視,亦可哂已”。怒目而視云云,頗符合陳獨秀褊急的性格。

7.湯爾和的結局
諷刺的是,以道德評判立場出發的湯爾和,在抗戰爆發,七七事變的當年就參加了日偽的北京政府,擔任議政委員長。在1940年3月加入汪偽國民政府,出任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兼教育總署督辦,當了鐵桿漢奸。據說湯爾和性好花木,其在北京醫專當校長時期,曾將教室前栽了幾棵松柏,并告誡生徒說:“吾人處世當如松柏之堅貞,雖經霜雪而不變。”《湯爾和事略》一文亦稱湯氏“生平喜松”,“自得翁常熟所書六松堂橫額,因自號六松堂主人”。

但他在為偽北大籌組時,仍盡心盡力,撰寫新“校歌”時也念念不忘中華文化源遠流長,雖有低潮,不可消沉,他告訴學生:“北大洵大哉,黃河之水天上來,歷史悠然五千載,惟我多士闢草萊,研精科學,發抒文章,共為國士毋相忘,須知校運有隆替,北大壽命永無疆”。湯爾和在日本留學期間,因為日俄戰爭爆發,被推薦為五百名留學生中的拒俄義勇隊臨時隊長。

8.陳獨秀要拋棄民族主義
由民族化趨向國際集團化,這不獨是今后勢之所不免,而且是人類進步的要求,要求——我們應力爭以民主集團代替法西斯蒂——走向世界聯邦之過渡。至如尼赫魯所主張之除開英、美的亞洲集團,說起來很漂亮,其實這樣只有使亞洲落后延長,而且這和緬甸人‘寧可和認識的魔鬼結交’的說法,同樣是一種人種的偏見,同樣會替日本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張目,我們必須排斥這一有害的幻想!”

陳獨秀在出獄以后,說“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他認為“民主政治的真實內容是:法院以外機關無捕人權,無參政權不納稅,非議會通過政府無征稅權,政府之反對黨有組織言論出版自由,工人有罷工權,農民有耕種土地權,思想宗教自由,等等,這都是大眾所需要的,也是十三世紀以來大眾以鮮血斗爭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胡適和陶希圣都對陳獨秀的言論表示贊賞。他說"我們兩個老朋友,政治主張上盡管不同,事業上盡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為老朋友者,正因為你我腦子背后多少總還有一點容忍異己的態度。”

9.陳獨秀曾經認為報社該燒
陳獨秀在三十年代后出獄,又鼓吹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非參政不得納稅之觀點,但十年以前的1925年11月29日,《晨報》報館被人放火燒毀。陳獨秀不以為非,而以為“該”,胡適耿耿于懷,不吐不快,他還寫信給陳獨秀,說“北京群眾燒毀《晨報》館的事,我對你表示我的意見,你問我說:“你以為《晨報》不該燒嗎?......你我不是曾發表過一個爭自由的聲明嗎?”。


胡適說,”我記得民國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廳的時候,署名營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馬通伯與姚叔節。我心中感覺一種高興,我覺得在這個黑暗社會里還有一線光明:在那個反對白話文學最激烈的空氣里,居然有幾個古文老輩肯出名保你,這個社會還有一點人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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