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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評哈佛中國史

社會 | 2016-09-29 01:41:00 | 作者:水煮百年網 | 編輯: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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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Timothy Brook)教授主編的“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2013)共六卷,是由陸威儀(Mark Edward Lewis,負責秦漢、南北朝、隋唐三卷)、庫恩(Dieter Kuhn,負責宋代卷)、卜正民(負責元明卷)、羅威廉(William T. Rowe,負責清代卷)等四位學者分別撰寫的,現在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這是一件應該關注的事情。我們知道,習慣于專題研究的歐美學者,對撰寫上下通貫、包羅萬象的通史,向來抱持謹慎態度,特別是這半個世紀以來,歐美中國學界撰寫系統的中國通史并不多,除了卷帙浩繁而且內容專深、至今也沒有全部完成的多卷本“劍橋中國史”系列和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為入門者撰寫的較為簡單的一卷本《劍橋插圖中國史》之外,在我有限的視野內,還沒有一部通貫上下而又分量適中的中國通史。這套上起秦漢,下至清代的六卷本通史系列出版,或許可以呈現近年來歐美學者較為全面的中國歷史認識。

承蒙卜正民教授和嚴搏非先生的信任,讓我給這套書的中譯本寫一篇序,我很樂意在這里說一下我的讀后感,嚴格地說,這并不能叫作“序”,只是一些感想,特別是一個在中國的中國史研究者的感想。

我曾說過,二十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歷史學的變化,大致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時間縮短(把神話傳說從歷史中驅逐出去),二是空間放大(超越傳統中國疆域并涉及周邊),三是史料增多(不僅僅是新發現,也包括歷史觀念變化后更多史料進入歷史視野),四是問題復雜(分析歷史的問題意識、評價立場、觀察角度的多元化)。這四點當然說的只是清末民初以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學,現在雖然已經是二十一世紀,而且這套“帝制中國史”也并不是中國史學界而是歐美學術界的作品,不過,無論這四點變化是否屬于“現代性的歷史學”(據說“現代性歷史學”在如今這個“后現代”的階段已經過時),或者只屬于“中國的歷史學”(中國現代學術始終與世界現代學術有所不同),但在我看來,它表現出來的歷史研究與通史敘事之變化,仍然還在這一現代歷史學的延長線上,這套著作中呈現的歷史新意,恰好也可以分別歸入這四個方面。

先看“時間縮短”。作為“帝制中國”的歷史,這套書是從秦漢開始,而不是像中國學者的中國史那樣,總是從上古(甚至從石器時代,即毛澤東所說“只幾個石頭磨過,小兒時節”)寫起。這一“截斷眾流”的寫法,是否暗示了“秦漢奠定‘中國’”這一歷史觀念?我不敢說,因為這一問題相當復雜。但是,這里可以簡單提到的是,由于對“中國” / “帝制中國”的歷史這樣開始敘述,不僅避免了有關何為“最初的中國”這樣的爭論(這些爭論現在還很熱鬧),也表達了秦漢時代奠定“中國” / “帝制中國”的觀念。陸威儀在《秦漢》這一卷中說,“(前帝國時代,人們)要么以‘秦人’‘齊人’‘楚人’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諸侯國國名命名,或者以某個特定地域命名,比如‘關內人’”,但是,秦的統一,則“把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聯結起來”。我同意這一看法,雖然殷周時代可能已經有“中國”意識,但只有到秦漢建立統一帝國,先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后在思想上“獨尊儒術”,在制度上“霸王道雜之”,一個初步同一的“中國”才真正形成。陸威儀指出,秦漢歷史的關鍵之一,就是“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國家邊境的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如果說,由于秦漢在制度(在文字、貨幣、行政、法律、度量衡以及交通上整齊劃一)、文化(通過政治力量,建立共同的生活習俗與文明規則,由帝國統一去除地方化,建立共同的神圣信仰,通過歷史書寫確立帝國邊界,形成共同歷史記憶)、社會(在政治上有共同國家觀念,在社會上形成聲氣相通的群體,在思想上有共同倫理的士大夫階層)三方面的推進,使得“中國” / “帝制中國”成為一個具有內在同質性的國家,那么,包括秦之“銷鋒鏑”即《史記》所說的“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鑄十二金人;漢之削藩平七國之亂,中央派遣官員巡行天下,使軍隊統一由中央管理;加上對四夷用兵以凸顯“內部統一,四夷環繞”,都對形成統一帝國起了巨大作用。正如他所說,“把天下想象為由游牧民族和中國二者所構成,標志著一個巨大的進步”,換句話說,就是通過內部的同質化,通過外部的“他者”塑造“我者”意識,形成國族的自我認同,于是有了明晰的“中國”。

近二三十年來,中國學界有一種不斷發掘歷史、把“我們的中國”向上追溯的潮流,從官方推動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文明探源工程”,到近年由于考古發掘而重新認識“最初的中國”,這里面當然有相當復雜的動機和背景,不過,越追越早的歷史也碰到一個理論與方法的瓶頸,這就是原本“滿天星斗”的邦國,什么時候才可以算內在同一的“中國”?在什么樣的歷史形態下,那片廣袤區域才有了一個“中國”共識?這套“帝制中國史”用了“帝制”這個概念,把這個問題放在括號中擱置下來暫緩判斷,無疑是聰明的方案。當然,帝制中國是一個“帝國”,既然作為“帝國”,秦漢疆域內仍然有著多種民族與不同文化,不過重要的是,在這個“帝國”之內,那個叫作“中國”的政治-文化共同體也在逐漸形成,并且日益成為“帝國”的核心。陸威儀在討論秦漢時代的歷史意義時,就指出在這個帝國控制下,“中國”,也就是帝國的核心區域,由于制度、文化、社會的整合,不僅在內部“去軍事化”,而且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逐漸“同質化”。這一點對我們來說相當有意義,對此后的歷史敘述也相當重要,因為這可以說明歷史中的“中國”的形成、移動和變化,當然也是在擴大。因此,我們看到《南北朝》卷相當突出“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所謂“重新定義”,就包括長江流域以及南方山區(即屬于古人所說“溪洞濮蠻”的地區)的開發,它拓展了“中國”的疆域和文化;而《唐代》卷則再一次強調“中國地理的再定義”,指出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轉移和南北經濟文化重心的變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形成與擴張才逐漸顯現出來。

這一思路幾乎貫穿各卷,像卜正民撰寫的《元明》這一卷的第二章《幅員》,就非常精彩地從蒙元的大一統,說到它的整合與控制;從明朝的版圖縮小,說到明朝對西南的“內部殖民主義”;從交通郵遞系統對國家的意義,說到元明的南北變化;從元明行政區劃,說到人口與移民。就是這樣,把族群、疆域、南北、經濟一一呈現出來,在有關“空間”、“移動”、“網絡”的描述中,歷史上的“中國”就不至于是“扁的”或“平的”。而羅威廉撰寫的《清代》一卷,更是在第三章《盛清》中專列《帝國擴張》一節,濃墨重彩地敘述了大清帝國的疆域擴張,正如他所說,當這個帝國“在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個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漸漸地,中國士人開始接受此重新定義的中國,并認同其為自己的祖國”。傳統“中國”在帝制時代的這些變化,換句話說是“中國地理的定義與再定義”,應當就是這套歷史書的一個主軸。

這當然也帶來了“空間放大”。在現代有關中國的歷史學變化中,“空間放大”即歷史研究超越漢族中國或中央王朝的疆域,是一個很明顯的特征。但是,這不僅是“中國” / “帝制中國”的空間在擴大,而是說,理解這個變化的“中國”就不得不了解“周邊”,把歷史中國放在亞洲背景之中,這或許是中國歷史研究的一個應有的趨勢。十九世紀末以來,隨著道光、咸豐兩朝有關西北史地之學的興起,以及歐洲和日本學者對“四裔之學”的重視,到了二十世紀,中國“周邊”的歷史地理逐漸被納入中國史研究的視野,滿、蒙、回、藏、鮮、苗以及各種邊緣區域、民族與文化的文獻、語言、歷史、田野研究,使得有關“中國”的歷史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當然,二十一世紀更引人注目的變化,則是“全球史”的流行。中國學界常常引用梁啟超所謂“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種自我認識三階段的說法,來證明我們也一樣接受全球史,但在真正書寫中國史的時候,卻常常“中國”是“中國”,“世界”是“世界”,就像我們的歷史系總是有“世界史”和“中國史”兩個專業一樣,甚至我們的各種中國史也對“邊緣的”和“域外的”歷史關注很少。這套書的撰寫者都來自歐美,當然身在全球史潮流之中,主編卜正民教授本人就是全球史的身體力行者,他的《維梅爾的帽子》(Vermeer's Hat)、《塞爾登的中國地圖》(Mr. Selden's Map of China)等著作,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全球史的杰作。因此,這一套書雖然說是“中國”的歷史,卻特別注意到“周邊”。卜正民自己撰寫的《元明》一卷,就特意設立一章討論“南海”,通過《順風相送》《塞爾登地圖》《東西洋考》等新舊文獻,“講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明朝在世界中的故事”,正如《塞爾登地圖》不再以大明為中心,而以南海為中心一樣,一個十五、十六世紀的海洋貿易圈,把中國、日本、菲律賓、印度,甚至歐洲連在一起,呈現了一個全球史中的大明帝國。盡管卜正民認為明朝仍然只是一個“國家經濟體”,但是,他也看到了越來越影響世界的“南海世界經濟體”在那個時代的意義。

同樣,把全球史視角引入晚期帝制中國研究的“新清史”,也刺激了這一清朝歷史書寫的轉向,在《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列舉出近年清史研究的三個轉向,除了“社會史轉向”之外,“內亞轉向”和“歐亞轉向”占了兩個,而這兩個轉向,都使得中國 / 大清歷史不得不突破以漢族中國為中心的寫法,擴大歷史書寫的空間視野。正如羅威廉引用孔飛力(Philip A. Kuhn)的話所說的,“一旦我們更適切地以清朝的觀點來理解清史時,歷史學家或能在新清史中‘重新把西方帶回來’”,在這種全球史視野中,歐美學者“不再將中國描寫成(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或一個特例,而是(把清帝國看成)眾多在大致上相同時期之歐亞大陸興起的數個近代早期帝國之一”,并且特別注意的是“并非帝國間的差異,而是其帝國野心的共同特征:在廣大范圍內施行集權管理的能力、精心經營的多元族群共存與超越國族邊界,以及同樣重要的、侵略性的空間擴張”。他們不僅把清帝國放在與同時代的歐亞帝國(如英、法、俄、奧斯曼)對照之中,也把清帝國越來越擴大的“四裔”安放在歷史書寫的顯要位置,這樣才能理解他在《結論》中說的,“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范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族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

表面上看,“史料增多”這一點,在這一套書中似乎并不明顯,但閱讀中我們也常常有意外驚喜。毫無疑問,中國學者可以先接觸新近的考古發掘、簡帛文書、各種檔案,這一點歐美學者并沒有優勢。但問題是,新發現需要新解釋,缺乏新的觀察角度、敘述方式和論述立場,新材料帶來的有時候只是“增量”而不是“質變”,并不能使歷史“舊貌換新顏”。西方學者雖然不一定能夠看到最多或最新的資料,但他們善于解釋這些新史料,并且有機地用于歷史敘述。比如,陸威儀撰寫《秦漢》卷,就能夠使用各種簡帛資料(包山楚簡、睡虎地秦簡、馬王堆帛書、居延漢簡),其中《法律》一章,基本上要依賴睡虎地、張家山等出土文獻;而庫恩所寫的《宋代》卷討論遼金的佛教,也能夠引入諸如房山云居寺、薊縣獨樂寺觀音閣、應縣木塔等考古與建筑資料;特別是,往往眼光不同,選擇的史料就不同,卜正民撰寫的《元明》一卷,不僅用了《天中記》這樣過去通史一般很少用的邊緣史料來作為貫穿整個明史敘述的骨架,而且用了嚴嵩籍沒時的財產簿、《吳氏分家簿》《余廷樞等立分單鬮書》《孫時立鬮書》《休寧程虛宇立分書》以及耶穌會士被沒收的物品記錄等,討論明代各種不同階層、不同身份的人的家當,讓讀者更直觀地感受到,明代各種階層與各色人等的一般經濟狀況;同樣,他還用《塞爾登地圖》等新發現和《順風相送》《東西洋考》等舊史料,來討論南海以及貿易往來;更特別設立《物華》一章來實踐物質文化史,討論文物、家具、書籍、瓷器、書畫,討論當時文人的藝術品位、文化修養與藝術商品和市場問題,因此,過去一般通史寫作中不太使用的《長物志》《格古要論》《味水軒日記》之類的邊緣史料(當然,如果研究藝術、物質、文化的著作,會常常使用它們)就成為重要史料。這里顯示出他對史料有著別具一格的判斷、理解和解釋。

當然,作為西方學者,他們常常能夠以西方歷史作為背景,時時引入歐洲資料與中文文獻互相參照,這就更擴大了史料邊界。

歐美學者寫中國通史,當然與中國學者不同;二十一世紀寫中國通史,當然也與二十世紀不同。以往,中國的中國通史,基本上會以政治史為主要脈絡,因此,政治、經濟、軍事等關系到古代王朝更迭的大事件,在歷史敘述中總是占了很大的篇幅,其他領域大體上只是依附在這個主軸上。盡管從梁啟超的《新史學》和《中國史緒論》開始,中國通史寫作就一直試圖改變這種歷史敘述的方式,但總體變化似乎并不大。

在寫這篇序文的時候,我正準備和日本、韓國的幾位學者討論國別史與東亞史之間的敘事差異,因此,恰好在翻閱以前中國編纂的一些通史著作。從晚清民國流行的夏曾佑、繆鳳林、錢穆,到1949年以后成為主流的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白壽彝,也包括各種通行的中國歷史教科書。我注意到,各種中國學者撰寫的通史,大體都是一根主線(政治與事件)、若干支流(社會經濟、對外關系、思想文化),歷史主線與各種支流在書中所占的比重大體固定。但在這套書中,我們則看到當下國際歷史學界風起云涌的環境氣候、性別醫療、社會生活、物質文化、宗教信仰等各種角度,越來越多進入了歷史。雖然這套書還不能說已經是“復線”的中國史,但它多少也改變了以往“單線”的書寫方式。例如,在幾乎每一卷中,都專門設有一章討論社會史意義上有關宗族、親屬、性別、日常禮儀的內容(如秦漢卷第七章《宗族》、南北朝卷第七章《重新定義親屬關系》、唐代卷第七章《宗族關系》、宋代卷第七章《人生禮儀》與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元明卷第六章《家族》、清代卷第四章《社會》),其中,像《秦漢》卷第七章《宗族》一節中借用韓獻博(Bret Hinsch)、司馬安(Anne Behnke Kinney)的研究,對秦漢女性與兒童的敘述,不僅展示了秦漢女性在宗族組織和社會生活中的狀況,而且也討論了女性在政治權力角逐中的作用,不僅討論了秦漢帝國兒童的生命、壽夭、健康,還通過兒童討論了“孝道”與“政治”,這是過去各種通史著作很少有的;《宋代》卷第十二章《公共領域中的私人生活》則體現了當下社會生活與物質文化研究的趨向,其中運用考古、圖像與邊緣文獻講述有關衛生、裝扮、保健與福利的情況,比過去通史提供了更加立體和生動的宋代生活場景,使歷史不再是嚴肅卻刻板的單一向度。在這里,物質文化史的影響痕跡也相當明顯,前述《元明》卷對“物華”即文物、書籍、家具、瓷器、書畫以及欣賞品位與商品市場的描述,都是過去中國的中國通史著作中不太常見的。特別是環境史,眾所周知,氣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竺可楨就陸續寫出了杰出的論文《中國歷史上氣候之變遷》(1925)、《中國歷史時代之氣候變遷》(1933)、《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1972),但除了寒冷氣候對北方游牧民族遷移和南侵的影響外,我們的通史著作并不那么注意環境與氣候在政治史上的意義,卜正民所寫的《元明》一卷,卻用“小冰川時代”這一因素,貫串了整個十三世紀至十六世紀的中國歷史。盡管這套通史中所謂“小冰川時期”與竺可楨的說法有些差異,元明部分關于“小冰川時代”(十三世紀到十五世紀)與宋代部分對“小冰川時代”(十世紀末到十二世紀)的界定也有些沖突,有的證據(如用明代繪畫中的《雪景圖》證明氣候變化)也多少有些疑問,但是,把這一點真正有效地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并作為政治變化的重大因素,確實是令人大開眼界,也使得歷史本身和觀察歷史都變得復雜化了。

說到“復雜”,對中國讀者來說,最為重要的當然就是“問題復雜”。所謂“問題復雜”,說到底是一個觀察歷史的立場、角度和方法的變動與多元。二十世紀以來,研究中國歷史的現代史學比起傳統史學來,不僅增加了“古今”、“東西”、“中外”等分析框架,也用進化的觀念代替循環的觀念,以平民的歷史代替帝王的歷史,打破原來的經史子集知識分類,使其轉化為現代的文史哲學科,在文獻之外增加了考古發掘與田野調查,對歷史資料進行客觀的審視和嚴格的批判。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本質與建構、想象與敘述、后殖民與后現代,以及帝國與國家、國別與區域、物質與文化、疾病與性別等,五花八門的新觀念、新角度、新方法,使得“中國”與“歷史”不得不被拿出來重新認識,因此,這一套帝制中國史書系中涉及的很多新說,也呈現了晚近理論和方法的變化,這或許也能給我們有益的啟迪。

我一直強調學術史要“別同異”。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我們特別要注意它自身隱含的政治、學術和思想背景,千萬別把他們研究“中國史”和我們研究“中國史”都用一個尺碼評判或剪裁。有人誤讀我的說法,以為我是把海外中國學看成“異己之學”,將海外學者“視為另類”,其實不然,恰恰是因為他們與我們所研究的“中國”不同,所以,我才認為特別要重視這個“異”。透過海外中國學家對“中國 / 歷史”的敘述,我們不僅能看到“異域之眼”中的“中國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國史”背后的理論變化,也能看到重寫“中國史”背后的世界史 / 全球史背景。其實,當他們用流行于西方的歷史觀念和敘述方法來重新撰寫中國史的時候,另一個“世界中的中國史”就產生了。

如果他們和我們一樣,那么,我們還能從他們那里學什么?他山之石才可以攻錯,有所差異才互相砥礪。總是說“和而不同”的中國學者,往往只有“和”而缺少“不同”,或者只有“不同”卻沒有“和”。所謂“和”應當是“理解”,即理解這種歷史觀念的“不同”。中國讀者可以從這些看似差異的敘述中,了解歐美中國歷史研究的一般狀況,也可以知道某些頗為異樣的思路之來龍去脈。比如《宋代》卷中,在提及歐美有關宋代科舉與社會流動的研究時,作者列舉了賈志揚(John W. Chaffee)、李弘琪、柯睿格(E. A. Kracke)、郝若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在有關宋代日常生活儀禮的研究中,則介紹了華琛(James L.Watson)、伊沛霞、裴志昂(Christian De Pee)、柏清韻(Bettine Birge)、埃琛巴赫(Ebner von Eschenbach)的成果。而對明代政治,卜正民更指出,當年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曾經認為,明代是宋朝皇帝與蒙古大汗兩種傳統的結合,蒙古野蠻化把帝制中大部分對皇權的限制都摧毀了,這就形成明代所謂的“專制統治”(despotism);而范德(Edward Farmer)則更有“獨裁統治”(autocracy)的說法,把明代這一政治特點從制度設計層面提出來;接著賀凱(Charles O. Hucker)又以胡惟庸案為個案,討論了明代初期皇權壓倒相權的過程,以及“靖難之役”使得皇權進一步加強。這樣,我們大體上知道美國的中國學界對“專制”這一問題的討論經過,也知道了有關明代“專制”研究,美國與中國學者的差異在哪里。

讀者不妨稍微注意他們觀察中國歷史時的聚焦點。前三卷中有個做法很好,撰寫者常常會將他關注的議題開列出來,使我們一目了然。例如對秦漢,他關注:(一)在帝國秩序之下逐漸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消除的地域文化;(二)以皇帝個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之強化;(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礎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國家操控的(state-sponsored)、鞏固帝國存在的文學經典;(四)帝國內部的去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和對帝國邊緣族群所開展的軍事活動;(五)農村地區富裕的世家大族的興旺。對南北朝,作者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重心應當是:中國地理的重新定義及其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新的社會精英,世襲制的軍事人口和新的軍事組織,影響后世的宗教使中國不再嚴格按社會與政治來劃分人群,等等。對唐代,他關注唐宋政治與文化的轉型、中國地理格局的再變化、商人與外部世界、城市中的商業與貿易引起的文化與文學變化;而在卜正民所撰寫的《元明》一卷中,雖然并不像前幾卷那樣明說要點,但他一方面說,“我們只需舉出元明史上的兩大主題——獨裁制和商品化(commercialization),在宋代尚不見其蹤影,而到了元明時期,它們在質和量上已發生了飛躍性的變化”,因此,他“沒有把它(1368年元明易代)當作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而是連接兩段歷史的紐帶。使明王朝崛起的叛亂,確實終止了蒙古人長達一個世紀的統治,但也使蒙古人的遺產得以歷數百年而傳承不絕。元明兩代共同塑造了中國的專制政體,將中國社會解體,重新以家族為中心聚合起來;并且為更好地積聚商業財富而重建了中國人的價值觀”;另一方面他別辟蹊徑,不僅把社會結構(《家族》)、自然環境(《經濟與生態》)、宗教信仰(《信仰》)、物質文化(《物華》)以及外部世界(《南海》)各列一章,而且特別指出“這兩個朝代所在的時期恰好是研究世界其他地方的氣象史專家所說的小冰川期(the Little Ice Age)”,因此他特別詳細地敘述了自然災害——饑荒、洪水、干旱、颶風、蝗蟲、流行病。從這里,讀者或許可以看到他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新認識。同樣,對清代歷史來說,我們也可以注意,為什么羅威廉在《治理》這一章中那么重視“理藩院”、“內務府”和“軍機處”這三個他所謂的“創新”?因為這三個“創新”,其實就是“管理”、“保護”和“控制”,它指向清王朝政治統治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一是對漢族中國本部十八省之外的管理(大清帝國的多民族與大疆域),二是對皇帝個人及其有關家族的保護(異族統治者的利益和權力保證),三是滿洲統治者對核心權力包括軍事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高度控制。

這也許是理解清朝作為一個“帝國”的關鍵?

這套“帝制中國史書系”,值得擊節贊賞的地方很多。比如,我們常常以為歐美學者總是習慣追隨新理論,但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新理論在歷史研究中的限度,也有相當清楚的認識。舉一個例子,我很贊成《清代》卷中羅威廉的一個批評,他說,一種所謂“后殖民主義”觀點指責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精英,說他們總是認為中國應當走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道路,因而這一思想便成為中國民族主義力量的部分原因。羅威廉冷靜地指出,這一說法“貌似合理且引人入勝,但需要記得,晚清的中國精英們沒有這樣奢侈的后見之明。對越來越多的人來說,為了國家能在即將到來的戰爭中存活,把他們的政體重建成有力的西式民族國家,確為當務之急”,這才是同情理解歷史的態度;再舉一個例子,在討論中國史的時候,這些來自西方的學者總能不時引入世界或亞洲背景,使中國史超越現代中國的“國境”,與世界史的大事彼此融合、相互對照,因此對一些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不免多了一些深切理解和判斷,與那些盲目相信“中國崛起”可以“統治世界”,因而對中國歷史做出迎合時勢的新解釋的學者不同。如卜正民關于哥倫布與鄭和航海的比較,就批評一些趨新學者把鄭和當作探險家,并且比作哥倫布的說法。他指出,哥倫布的目的不是外交或探險,而是經濟利益,而鄭和的目的是外交,即“不是一個為了在海上發現新世界的職業探險家,而是一個皇室仆人為了達成一個僭位稱帝者的迫切心愿——獲得外交承認”,因而這兩個同樣是航海的世界性事件,引出的歷史結果大不相同。當然,我們也可以從中學到歐美學者在歷史中說故事的本事,自從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敘事的復興》(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以來,西方學者對歷史如何敘事,重新有了更大的興趣,而卜正民正是這一方面的高手,在《元明》卷中,他仿佛講故事一樣的方式對元明兩代歷史的敘述,會讓我們想一想,中國通史著作非得一本正經地寫得教條而枯燥嗎?

毫無疑問,這套書也有我不能完全贊同的一些地方。作為一個中國歷史研究者,閱讀之后也有我的疑惑。首先,從文獻資料上說,我要指出的是這套書有的部分雖然開掘了若干邊緣文獻,但有時不免過于輕忽主流歷史文獻(比如二十四史、通鑒、十通等等)的引證,甚至有一些常見的正史文獻要從今人(如唐長孺)的著作中轉引,這是中國學者難以理解的;而從學術論著之參考上說,對近年中國學界的論述仍然較為忽略,以中古史為例,雖然陳寅恪、郭沫若、唐長孺、王仲犖、韓國磐等人的著作時有引述,但是,顯然對近年以來中國學者的新研究了解相當不足,即以北朝之“子貴母死”一事為例,作者沒有提及田余慶精彩的研究就是一例;其次,我也要說,如果以較嚴格的水準來衡量,書中有些論述也有不完整、不深入或者還有疑問的地方,比如,《南北朝》卷對中古時期的佛教與道教論述,似乎略有問題,至于《唐代》卷說“隋唐佛教最終分成了四個宗派”(天臺、華嚴、禪和凈土),這更是不太可靠;《宋代》卷雖然注意到宋真宗時代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但遺憾的是,這里并沒有深入分析為什么這是一個“歷史轉折點”,其實,可能更應當指出從“安史之亂”到“澶淵之盟”兩個半世紀之間出現的胡漢、南北、儒佛、君臣四大關系的新變化;再比如,對宋代儒學從反官僚體制到融入意識形態主流的曲折變化及其政治背景,似乎簡略或者簡單了一些,讓人感到對理學的敘述深度不足;而在《元明》卷對蒙元敘述過少,與當下蒙元史作為世界史的熱潮相左,這一做法令人疑惑;而在有關王陽明與“大禮議”關系的論述中,作者似乎認為,由于王陽明支持嘉靖尊生父而使得王陽明之學得以興盛,這一論述根據也許并不充分,結論也稍顯簡單,因為事實上,嘉靖皇帝并未因為王陽明和他的弟子在“大禮議”中的立場,而改變禁止“王學”的政策;至于《清代》這一卷中,羅威廉對費正清朝貢體系的批評似乎也不能說服我,尤其是他用來批評費正清之說而舉出的例子,即大清帝國和朝鮮、越南在“引渡與邊界”方面“基于對等主權國家的模式”,這一說法恐怕缺乏歷史證據。當然,這些并不重要,任何一套通史著作,都會留下這樣那樣的問題,這也是通史著作被不斷重寫的意義所在,歷史不可能終結于某一次寫作。正如前面我所說的,這六卷帝制中國史新書,即使僅僅在思路的啟迪上,就已經很有價值了。

“帝制時代”在1911年結束,這套從秦漢開始的六卷本“帝制中國史”也在清朝結束之后畫上句號,但掩卷而思,似乎這又不是一個句號,而是省略號。為什么?請看羅威廉在最后一卷《結論》中提出了“帝制中國”留下的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國家。他說,“大清帝國在性質上與之前各代相繼的漢人或異族王朝有所不同。作為標準的近代早期歐亞大陸形態之多民族帝國,其在擴展‘中國’的地理范圍,將如蒙古、女真、西藏、內亞穆斯林與其他非漢民族,整合成一種新形態、超越性的政治體上,取得驚人的成功。”但是,此后從“帝制中國”轉型來的“現代中國”,也面臨清朝遺留的種種問題,他追問道,現代中國將如何維持這個多民族國家,如何解決蒙古人、滿洲人、藏人、穆斯林的分離主義趨向?

第二個問題是政府。他說,清王朝是一個省錢的小政府,很多政府工作“轉包”給了當地精英(士紳、鄉村領袖、地方武力領導以及商業上的中介者)、團體(宗族、村莊、行會)。但是,當十九世紀清政府面臨國際侵略和內部問題時,“在這種競爭環境下借政治以求生存,一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國家機器似乎就成為必要”。這也許是一個歷史學家的“后見之明”,抑或是為龐大的現代中國政府上溯源頭,那么,這個更大、更強、介入更深的“政府”將給現代中國帶來什么后果?

第三個問題是“公”領域。羅威廉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以公眾利益為名開辦并給予正當性的各種事務(如慈善、防衛、基建、商業行會)突然發展,開始在地方蔓延,雖然這可以視為“國家擴張的偽裝方式”,但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方面使得國、共兩黨得以利用,另一方面使中央政府需要對這些領域重申控制的必要。那么,這是真正意義上(如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領域”嗎?它在清朝之后的中國發展狀況如何?它在當代中國又將是個怎樣的命運?

走出帝制之后的中國,似乎仍然殘留著帝制時代的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值得繼續深思。若干年前,孔飛力曾經在《現代中國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一書中試圖解答這些問題,但是,我以為這個問題的最終解答,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和更多的努力。

近些年來,東洋學者撰寫的中國史,較新的如講談社之“中國史”系列,較舊的如宮崎市定之《中國史》等,都已經翻譯出版,并且引起中國讀書界的熱烈反應。我聽說,引起熱議的原因,主要是它們不同于中國久已習慣的歷史觀念、敘述方式和評價立場,這讓看慣或讀厭了中國歷史教科書的讀者感到了驚奇和興味。那么,現在西洋學者撰寫的這一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呢?人們常引蘇東坡詩“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來比喻在不同角度,往往觀察各有所得,如果說,日本學者對中國史是“橫看成嶺”,那么,西洋學者編纂的這套“哈佛帝制中國史”書系,是否也會“側看成峰”,并且引發中國讀者新的思考和議論呢?

2016年7月18日初稿于上海,8月14日修訂于芝加哥。

(本文刊于《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第399期,原題為《側看成峰?》,2016年9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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