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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暉:酷吏是靠不住的,真正可靠的是限制權力

社會 | 2016-09-21 12:33:00 | 作者:水煮百年網 | 編輯:lee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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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為“經濟觀察報·2012年度觀察家年會”發言)

我說一下,剛才你(孟雷)提到我們古代有所謂的靠嚴刑峻法來治國,這個通常我們大家都知道是所謂的法家。

可是,我覺得靠嚴峻治國肯定有,是不是曾經有靠刑和法治國,即使法家可能也沒有做過。關于這個,90年代有一些史學家曾經指出過這個問題,比如以往的史書中,司馬遷講吏有兩種,一種是刑吏,一種是酷吏。

而且那個時候的酷吏的確很多就是當時法律的制定者,他們對法律是非常之熟悉,也可以說,他們就是法律專家。但是,90年代的史學家指出一個很有趣的事實,恰恰是這些制定法律的人,本身是非常不遵守法律的。

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這樣,他們其實治理國家的標準,并不是法律,包括他們制定的法律,就是皇帝的眼色。所謂的皇帝和我要整這個人,這個人即使按照他們制定的法律沒有罪,也要把他弄死。

如果皇上認為這個人是沒罪的,即使按照他們制定的法律是有罪的,他也會被判沒有罪,就是這個樣子。所以,這些人是最沒有法律的。

這些史學家反而覺得如果相對而言,當然那個時候是不能講,我們現在講法治。但是,如果就遵守法律而言,刑隸做的遠遠比酷隸做的好,他們經常講以德服人,但是真正用到法律的時候,反而是他們嚴格地遵守當時的法律規定。

這里面有一個代表,這個人就任的時候皇帝跟他講過一句話,就是你要跟上級搞好關系,不能太天真了,他就有一個回答,他說律法奉公。因此,他們是遵守法律的。當然,在這個道德能起作用的范圍內,他們也很遵從道德。

所以,這一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示就是中國歷史上真的存在所謂德治和法治的矛盾,無論是危害道德的,還是危害法律的,到底是誰呢?

這個問題我覺得其實不僅是那個時代存在,現在其實也是同樣存在的,因為我們現在仍然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重視道德的國家,所以這個法治好象就不必太強調。就是所謂西方的法制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因為中國有道德。

有權者違法行為的時代,不管道德原則還是法律原則,都會被人為的踐踏,我覺得無論是道德原則還是法律原則要落實都得制約權力。

我覺得法律本身就包括道德判斷。我覺得我個人認為是這兩者之間,如果用西方的法律語言講,它也是強調成文法服從自然法,所謂自然法就是限定的,就是高于成文法律的那種人類的基本正義,我的理解大概就是這樣。

剛才賀衛方提到所謂的清官問題,這個清官在我們國家有兩種非常不同的類型,一種就是以道德判斷為準,一個典型就是海瑞,把皇帝罵的非常厲害,但是海瑞雖然受到表彰,但是這樣的清官在歷史上不可能存在,海瑞原來是巡撫,權力很大,后來被提拔成南京吏部尚書,權力看似很大,其實不過是一個干休所所長而已。

我們現在也表彰清官,所謂的清官清就體現在他自己不怎么貪,而全心全意的滿足皇帝的意志,在滿足皇帝的意志方面他是絕不手軟,敢于得罪地頭蛇,可以說為所欲為。

像這樣的清官,我覺得是我們這個體制下真正提倡的一種清官。當然,如果貪官與這種清官相比他不喜歡,但是即使是貪官,也比海瑞那樣的清官好,雍正自己講說,最可惡的比貪官污吏還要壞的就是所謂從道不從軍。

這樣的清官做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兒就是田文進,他個人的確不是一個道德上貪婪的人,但是他為了滿足皇帝的意志可以做任何事兒。雍正很喜歡他。

其實我們看到大量的都是這樣的人受到表彰,海瑞那樣的人,在我們的傳統社會中幾乎不存在,他能夠活下來就是一個非常幸運的事兒。

但是,像田文進這樣的清官就很多,我們且不說它是不是真正的清官,但是就算這個人是清官,到底遵從的是法治還是德治?我覺得像田文進那種做法,就是其實和張堂一樣都是所謂的上意所指為諭。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后來大家知道《雍正王朝》之所以熱播,是因為雍正是清朝的第三代領袖,到換代的時候,央視的黃金頻道又開始播了一部反映第四代領袖的戲,叫做《天下糧倉》,那是講乾隆的。

這個《天下糧倉》非常有意思,第一號反面教材就是強烈譴責田文進草菅人命的大躍進式的做法。實際上這種做法雖然一直受表彰,田文進直到現在還是我們歷史學家非常歌頌的人物。

但是,這樣的人物,不要說法治,就是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新一代的君主為了收攬民心,他都要進行一些譴責的。

其實正義是善的基礎,所以,我覺得在今天這個不受制約的權力,它既顛覆很多基本的道德原則,也完全不受法律制約的情況下,我覺得凸顯這兩者的差異可以跟賀衛方討教一下。

比如前幾年,你跟何兵教授在經觀上有一場爭論,你們都是主張法治,但是主張法治的側重點好象有一點不同。

那么,這個事情我當時看了以后,我就有一種感覺,我說不管你們兩個人爭的很熱鬧,但是我想在我們中國目前的條件下,既不可能有你所主張的那個法官制度,也不可能有他所主張的陪審團的制度。

如果不把這個障礙打掉,說實在的,我覺得專業法官更重要,還是陪審團的作用更重要?我覺得這就成了一個比較懸空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這兩者無論哪一個能力出現對中國現在的法治狀態,甚至包括對道德狀態都是非常大的突破。我相信,如果我們這個體制不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按照西方的原則。

群眾專政和所謂的陪審團和民主也沒有關系。如果真要講法治、德治,我覺得其實在你(賀衛方)和何兵的爭論中,近似于陪審團就是一種德治的設計,或者偏向德治的設計,專業法官當然就是更偏向法治的設計。

但是,現在的體系中已經有把這兩種都處理的不錯的制度基礎,而且我們看到,如果沒有這個基礎,兩者都站不住腳,我們很可能既沒有德治,也沒有法治,只剩下一些不受制約的掌權者的為所欲為。

其實最明顯的就是,現在我管制很厲害,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發現這些年的控制和以前已經發生了變化,以前的控制說,它意識形態色彩很濃,現在的其實最嚴的是新聞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現在我們的一些管制措施已經完全成為某些很具體的既得利益者的捍衛者,他甚至也不想捍衛什么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就是赤裸裸的捍衛某些個人,某些部門,某些很具體的群體。我覺得像這樣的一種管制,無論從什么理由講都是不能再持續下去了。

無論是法治,德治都要從限制權力入手,否則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原則和法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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